每次离家我都是乘船走的。去港口的路很远很远，爸爸开车载着我们，到了港口我还要办些手续、托运行李，等一切准备就绪，已经过去两个小时。这时候，一路跟着我们的爷爷也有些疲惫了。

     爷爷是个老烟枪，二十多岁下放时染上烟瘾，抽到现在有六十多年了。我小时候有鼻炎哮喘，最讨厌烟味，于是我在家时他会把自己关在阳台上抽，抽完也不作等待，就裹着满身的烟味回来了。为这事大家说了不止一次，总之，他稍改几天又回到原样。

     这时候爷爷叫上我：“该办的那些都办好了吧？”

     “都办好了。”

     “好。我们到外头抽口烟去。”

     检票处在港口的三楼，那里有一条扶梯直通向一楼正门。

     我们走出大厅，在门口立住。海风吹得愈发凶了，夕阳刚沉入洋面，港口外围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灯光。爷爷背着风，远处是黯淡的海水。他眯着眼睛点起烟来，明灭之间，一口白烟吐出，旋即被吹散了，原本熨贴的白发也逐渐蓬乱。他转向我，仍是被海风迷了眼睛，我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笑着注视他吞云吐雾。我已看他抽过成千上万支烟，往往是从容的，一根是要分成三次来抽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他抽得再慢一点。离检票至少还有十分钟，爷爷一口接一口地吸着，一根烟很快燃尽。他是个不愿踩点的人。

     大概我们又谈了几句无关的话，爷爷看看手表，“差不多了，我走得慢，上去吧。”紧握着他刚捏了烟的手，我们又登上那条通向三楼的长长的扶梯。我站在他的后方，向左看去，熟悉的大厅里并没有多少行人，中间支着三根巨大的立柱，撑起十余米高的弧形穹顶，笼罩一切，巨大的空间被灯光照得亮堂堂的。我又忍不住想起三年多前第一次离家时，同样是托运完行李后陪爷爷出门抽一支烟，同样是坐着这条扶梯返回登船口，那次我也在左边，和爷爷并排站着，根本不敢看他，下意识的扭头望向这空旷的大厅，尽可能不出声音，深吸一大口气，可几滴泪还是不听话地流到脸上，我赶忙用左手去抹，总算没有真的哭出来。想到这里我转头看向爷爷，爷爷还是像以前每次接我时那样挑着眉，笑着看向我，我也笑了起来，有一点酸楚，更多是无奈。这次分别没有人在我面前流下泪来，我自己也没有，大概这些年我们都进步了——或者是，妥协了。有些路恐怕只能一个人走，中间若偶有人同途，实是万幸。

乙巳年丁亥月廿日清晨

于匹兹堡